從國民市場看高雄
「一葉知秋」是古早郎形容：一片落葉就知道整個秋天要來臨了—秋天之後就是不能耕作的冬天，若無儲糧則代誌大條矣！同理可證，從今天的國民市場就可以看出高雄的現況。
可能上了年紀吧，每天早餐只吃稀飯，不到十點就手腳肉皮皮銼，而且離開多年，高雄變陌生了。不過，猶記青年路有個早市—「國民市場」，大早什麼都買得到，穿著短褲、套上拖鞋，跨上機車，就往國民市場前進。車行在空曠的道路上，瞥見機車油針指在紅點上，到了加油站，找到工作人員，他們說：「七點才開始加油！」只好繼續前行至國民市場門口，看見有吃物，心中大喜，佇好機車，趨前說道：「老板，來一碗魚肚粥！」所得的回應竟然是：「歹勢啦，咱們七點半才開始賣---」
1966年，我曾經在國民市場幫人殺鴨灌水長達八個月工夫，每天凌晨兩點就必須就定位，開始忙碌的工作；不要小看一隻鴨屍，從活鴨宰殺、拔毛，到美化，乃是經歷了繁複的過程，才有晶瑩剔透的鴨屍上架—這大串的工作必須在五點以前就緒，因為五點起即有客人上門來採買商品。
經過與一些客人閒聊後，得到一個結論：因為，那時(1966年)家家戶戶都沒有冰箱，家庭主婦必須大早起床張羅吃物，同時準備 先生和孩子們的午餐便當，所以大早就擠得市場裡水洩不通，往往趁空檔弄飯回中興街餵幼弟，再返回鴨肉攤，短短一百公尺 距離總是得走很久，必須與來客擠來擠去才能抵達目的地。
當年會到高雄的目的有二：首先是父親不再和所謂的匪諜案玩下去，再者是聽說經濟部長李國鼎 先生在前鎮建造高雄加工出口區。而會流落到高雄國民市場的緣由，係鴨肉攤陳老板來台南誆稱「可以拿到加工出口區的訂單」，父親向謝姓表舅借了三萬元給陳某，我們在1965年11月頂著星夜餘光，踏上兩線道的高南公路，從台南奔赴高雄陳某幫租的中興街17號小房子。
因為，找不到加工出口區，陳某更拿不出訂單，父親回台南一趟就被逮進了新生街；為了身邊的兩個幼弟以及台南的六個親人活下去，我只得先撇開鴨肉攤陳老板騙了我們三萬元這檔子事，反倒是向他拿了新台幣壹佰元，去公園路買了一具噴農藥唧筒改裝，製造一個附開關的注水針頭，做出令陳某欣喜若狂的注水唧筒，每天凌晨兩點起就幫陳某在鴨肉攤後面小房間幹見不得人的美化鴨屍勾當，才能夠賺比拔鴨毛工人多幾十倍的工錢，維繫一家九口活下去。
惟我的目的仍在於「把親手所製的哈多瑁(ハドメ)端子賣給高雄加工區的美國人」。為了達成目的，每天中午收攤後，我總會騎上腳踏車四處尋找高雄加工出口區—雖然遍尋不著，卻讓我知道從青年路旁邊的忠孝路往西南走，到了前鎮會看見許多的國營事業，大早及下午有許多的交通車來來往往；毋怪乎，早上五點就有成群的婦人到市場來採買。我定義這為「生產型社會」，客人(C,
Customers)總是多於商家(B,
Business)，「C > B」則商家總是財源滾滾，整個市場裡充滿了動能；像陳老板就賺到移民南美去了。
舉例來說：就拿陳某的鴨肉來談，當他真本真錢地把鴨子原本的乾乾癟癟樣子呈現在攤子前面，客人走過去連看也不看一眼；因為，客人在遠處就以觀察的態度在評量這隻鴨子，打著心中的分數，當漸漸靠近時，那種醜樣子在心中的負數力道愈來愈強，從遠處的強力盯視，到近處的游光掃瞄，皆因沒有好的外觀，而促使客人揚長而去。好不容易，走過來的客人，匆匆走過去了，買賣沒做成，鴨子還掛在攤上，心裡的難過可想而知！任何人皆會以外觀來決定商品價值，任何的美好外在，總會吸引買家出手；陳某在長年坐冷板凳，客人觀察他，他也觀察客人，當然他知道自己的商品缺點，圖思改善，只是心有餘而力不足。而當有人能解決他的問題，而且在一天之內時，他的商品--「鴨肉」，從一陣青一陣白、乾又癟，到白白胖胖、晶瑩剔透，一個早晨，他就在國民市場裡揚名立萬，從此錢財滾滾，再也回不去以前清淡但悠閒的生活了。鴨肉量的需求日日增加，原來只負責吃飯的兒女，一個個都被拉下來幫忙，還是不夠，只因為我的「注水唧筒」把死鴨的外觀改善了；我鋒利的鋼鋸細刃，改善了脖子的傷口，讓在吊鉤上的死鴨子，像極了童話故事裡的睡美人；只因這一外表的改變，就改變了陳某的鴨肉攤，改變了國民市場的生態，讓陳某也成為後來的華僑，可見一個小小的改善影響之深遠。(郭立昌，2005a :94-95)
回到正題，我堅守從父親那邊習得的「一技」，並且在忙完鴨肉攤的工作之後，不斷勤練這一技；終於，1966年11月，來高雄加工出口區投資的美國人藍約翰 先生找上門來，開口就要買「愛列多(Eyelet)」，管它叫「ハドメ」還是「Eyelet」，總是比幫陳某美化鴨屍的工作高尚千萬倍。經過一個月的努力修改缺點，一個完美無瑕的「愛列多」受到藍 先生的認可，其親簽出一張十萬元的訂單(—我在台南五百個客戶一個月做不到兩千元的哈多瑁生意)，五天工作天就被我解決掉—公部門有人喜孜孜地說道：「高雄加工出口區甫開幕，就已經在出貨了---」而且全數外銷，替國家賺取外匯，我和藍 先生為台灣的「出口擴張」開了第一槍。
爾後，每次到高雄加工出口區，總是看見從國民市場延伸出來的動能，我們終於脫貧轉富—再也沒人敢嘲笑我的父母了，我也能夠提供最好的還境給小輩成長；同時，台灣的產品充滿了競爭力，台灣的社會充滿了競爭力。
由於我們在APEC 1998年提案的新科技經濟系統(TES)贏得「電商法案」，促成數位經濟時代來臨—其中由我們帶至世間、帶到世界的「傳智卡及其交易讀取裝置」如今已經普及商用；然而，我們倡議的「ICT控制中心」卻因非經濟因素干擾而延宕。經過評估之後，高雄的整體成本居然是六都中最低，於是2018年我們又回到了高雄，實地勘察預定地。
惟再也見不到當年苓雅區國民市場的那種動能，前鎮區的國營事業因他遷而造成許多安分守己上班族必須靠經營微型企業維生，變成「B > C」的情況充斥於坊間—我定義這種情況為「消費型社會」—社會困境將形成惡性循環，必將導致國力日衰。振衰起敝之道，仍在於回歸「生產型社會」，翻轉至「C > B」，高雄有了希望，台灣就有希望。
作者郭立昌早年創造台灣的精密工業、APEC領袖會議代表。
參考文獻：郭立昌（2005a ）。見證台灣四十年。台中：磐虹。
